希波克拉底给后世医生留下的警世恒言“永远不要在患者身上做得太多”。实际上，过度医疗不仅伤害了病人，对医生职业的尊严和本应得到的社会尊重与信任也造成了重创，直接使病人对当下种种医疗行为产生“恐惧感”。他们在面临尊严恐惧、社交恐惧、账单恐惧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就医恐惧”：他们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生，却依然不得不花费精力，执著地区分、规避现行落后的医疗理念可能给自己造成的身体伤害和精神损失。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说：“从诊断为肺癌那天起，半年了，我壮硕的父亲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先手术，后放疗、化疗。随着一个个疗程的推进，恶心、呕吐、疼痛、失眠很快把父亲折腾得脱了形。医生却总是告诉我们，瘤子有缩小，治疗有效果，‘不要走开，下集更精彩’。”当然，假使把当前肿瘤治疗的弊病，完全归结为医生在利益驱动下不计后果地实施过度治疗，也是一种对复杂现象简单化的偏颇解读。事实上，过度治疗并非事情的全部和主流。毕竟，遏制过度治疗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根基在于改变医患双方乃至整个社会的理念，而改变理念比弥补硬件上的缺陷要复杂得多。何谓过度医疗？美国心脏病学会给出的定义是：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脱离病情实际需求，实施不恰当、不规范、不道德的医疗行为。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曾直言，“过度检查和医疗是美国医学界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他们预言，倘若目前的趋势保持不变，到2019年，美国卫生保健支出将达到4.3万亿美元，占全国GDP的19.3%。尽管癌症医疗护理的开支在国家的卫生保健经费中占的比例不大，但它的成本上升非常快，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患患者群的增加，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当前医学技术不分青红皂白地被过度使用，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技术至上”盛行，医学与人渐行渐远，技术和市场“绑架”了医学。韩启德院士曾举例说明了这一点：“20年前，胃癌诊断只要440元，而现在基础诊断需要2830元，假如运用最高端诊断技术所需的花费则上升至8000到1万元；胃癌的化疗从20年前的每人次平均100元提高到现在的15050元。虽然诊断的精度提高了，化疗的付作用减轻了，但调查显示，胃癌5年生存率并没显著提高。”2010年4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正式批准了一种肿瘤生物治疗药物，临床应用的统计学结果显示其只能延长患者4.1个月的生存寿命，却要付出约合人民币30万元的高昂代价。该公司印发的药品宣传彩页有一个醒目且诱人的标题――“肿瘤治疗从此走向新时代”。难怪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国际研究小组要警告说：“目前医学的发展是在全世界创造供应不起的、不公正的医学。”我国卫生主管部门也曾指出，过度治疗和不当治疗极大地增加了全民医疗支出，普遍存在着“人生最后一年甚至一个月，花掉一生80%医药费”的状况。商业追求利润的本能、广大群众对医学的误解、医务人员对高科技的盲目崇拜，全方位地增强了过度医疗的吸引力。就如同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盖博・维奇说的，“过度医疗要挑战它太难，支持它又太容易”。（责任编辑：jbw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