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够尽快返回格尔木，我们买到当日两点钟的车票，小谢由于出来仓促，没有穿大衣，我们在拉萨街头一家普通的军需品店选购大衣，不用看，全是假的，估计大衣里头还是黑心棉。鸡贼的我没有上当，省下70元准备买更好的，小谢不得已上当买下了一件，汽车几经周折，下午四点才从拉萨车站起程，开始一千多公里的返回路程。
高山缺氧开始了。
夜里，我们开始翻越唐古拉山口，全车的人已经没有了声音，车厢内就像北京冬天的涮肉馆，车窗上布满了哈气，天已经感觉有点凉了，我这时才感觉小谢买的假大衣的作用，但是已经晚了，鼻子开始出血，我好不容易把鼻血止住，但身体已经很不舒服了，浑身发冷，漏房偏逢连阴雨，车子由于油管漏油，不得不停在可可西里保护区，这时天色已经发亮，我的咳嗽已经明显频率加快，胸部出现疼痛，我明白完了，很可能是肺水肿。我下决心迈过躺在汽车过道的熟睡的司机，找到小谢，请他帮我截车，我说我病了，必须马上走。
不一会儿，一辆疾驶的丰田4500警车被小谢截下，司机打开车门训斥到你什么车都敢截，在寒风中，小谢穿着军大衣和北京青年报记者再三和司机解释，希望能把我带走，老天没有绝人之路，我被他们接上车，我仓促地和他们告别之后，萎缩在车内，公路两旁的藏羚羊，我无心去欣赏，只盼着能尽快赶到两百多公里外的医院。
就在我难熬的时候，坐在副驾驶的首长递给我一瓶浓缩葡萄糖，为了能让我尽快喝到嘴里，他让司机把车再次停下，用改锥打碎瓶口，并嘱咐我不要把玻璃喝下去，并鼓励我坚持住，我喝下浓缩的葡萄糖，并没有感到多大起色，但心里塌实多了，大概8点钟左右，我被送到格尔木医院，临走的时候，我一再感谢首长和司机，表示痊愈后一定感谢人家，并主动跟人要取名片，首长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写着王快堂三个大字，名片背后是他的经营项目，介绍旅店宾馆和代售火车机票。
茅哥为什么生病？
如果不是匆匆的赶路，我想茅哥是不会遭遇急性肺水肿的。
事实上，从5月31日从西宁寻找青藏铁路的机车开始，一路上都是高强度的采访和行走，几乎每天，都没有时间好好睡上一觉。
6月5日，拉萨客运站，下午2点的车，司机到3点半才出发。下午7点多，到当雄时，茅哥已经开始难受了，而之前在拉萨等车的时候，他还凑到一伙抽烟的人群中，和一位甘肃到西藏做生意的哥们套近乎，为的是闲聊式采访。
都是赶路惹的祸，人到高原，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休息好、穿暖、吃得舒服但不要多。
而茅哥却是一路上接二连三的犯忌……
在当雄中学对面一家小川味馆里，司机停下车，这是吃晚饭的地方，我去点菜，但茅哥一点胃口都没有，他脸色有些发青，连车都不肯下，唯一的愿望是，能否买到一包酸梅。
在北京常见的酸梅，在这里就是一种奢侈，路边的小店都没有。接下来的12个小时，茅哥将体会到什么叫“听天由命”，什么叫“逆来顺受”。
车上的茅哥趴在前座上，目光呆滞，让人看起来很担心。我们准备了两袋氧气，茅哥此时已经开始“喜欢”上吸氧了。这种喜欢验证了，他已经要“不行”了。
而前方，还有海拔5231米高的唐古拉山口等着呢。
晚上车过唐古拉山，外边一片漆黑，车内愈冷，我睡了过去，醒来时发现一堆被揉着的卫生纸。茅哥刚才流了鼻血，更糟糕的是，他开始咳嗽了。
在高原，咳嗽是个危险信号，但是我们束手无策，这次到拉萨，除了工作用的相机、手机和钱包，什么都没带，没有感冒药，更没有咳嗽药。
看着坐在旁边咳嗽的茅哥，除了担心，就只有听天由命。看着车上的表，正是午夜，而顺利的话，也得要早上8点才能到格尔木。
从唐古拉到格尔木，沿途是没有医疗的。
外面的黑夜，此刻无限狰狞，像一头怪兽，用那冰冷的舌头，添着车窗，欲将寒冷伸入茅哥的身体。
时间快点过去吧，到8点，到格尔木，我们才有还手的机会。
一路就这样熬着，熬过鬼门关五道梁，熬过了很多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地方，只记得，有经过被冻土破坏掉的道路，坑坑洼洼的将车颠起，而茅哥就在这颠簸中，缩着身子。
终于天开始蒙蒙亮，太阳就要升起来了，偏偏这个时候，客车坏了，漏油，停在可可西里。
茅哥还在咳嗽，他的明智之举在于，弃客车，拦车直奔格尔木铁路医院，事后查出，急性肺水肿，在高原，这是很危险的病，厉害的时候，两小时能要人命。
我们是到中午才赶到格尔木的，在铁路医院高原病防治中心，看见躺在观察室吸氧的茅哥时，长嘘了一口气，现在，茅哥身边有了穿白衣的天使，一切就阿弥陀佛了。
“中饭想吃什么”，我问茅哥。
“先坐先坐，”身子还是虚弱的茅哥，躺在病床上，居然又“神气”起来，他把用于吸氧的鼻罩取了下来，递给我说：“来，吸点氧，这东西可神了”。
茅哥住院3天，一天比一天神气，还让我把笔记本拿过去，趁护士不在的时候，把图片发电子邮件给了报社。有了护士和氧气，他早已不把自己当病人看了。
第3天，医生让他留下来观察，他不听，因为知道我第二天要去格尔木盐湖集团采访，要跟着一起去。
还是赵总制止了茅哥的“非法行为”，命令尽快飞回北京治疗……
茅哥生病，一路上早可以看出端倪，有博客记录为证（因版面关系，从略）。
短暂的住院一生的遗憾
医生手拿透视报告问我，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从内地来吧？我一一如实回答，医生严肃地通知我，你要马上住院。
我走进抢救室时身后有7，8位医生和护士忙着把急救室能用的仪器往我身上接，我对医生讲，我得肺水肿用的着怎么多抢救设备吗？医生根本不回答我的疑问，我只能告诉他们，我没有多少钱，住院处只压了1200元，这才惊动了医生的神经，得到的回答是，那些钱只够两天的……你赶快找人。
中午过后，小谢和北青报的记者李晨赶到医院带来了安慰和食品，病床前的小桌上出现了可乐，酸奶和矿泉水，抢救室也有了笑声，小谢的到来给护士添了不少麻烦，她们要监督小谢防止他抢吸我的氧气。
从我躺到病床上起，护士不断的送来化验单，我疑惑不解的问，我还要做彩超吗？又不看男孩女孩。报社的体检每年都匆匆结束，B超就更是简单，可这里的医生严肃地回答我，我们要对你做全面的检查。
我在床上被翻来复去的折腾了足足20分钟，结果是没有脂肪肝。住院后的第三天查房后我被通知押金不够了，我在医院事先准备好的一份字据上签字，承认出院没有院方责任的情况下，补交40元钱才获准出院。
领导的关怀让我感觉好多了，我不得不和小谢告别，听从赵总的指示转道敦煌飞回北京，留下一生的遗憾。
怀念茅哥，伤感格尔木
茅哥走了，下午上了去敦煌的汽车，然后从敦煌飞回北京。
这些天受茅哥照顾不少，现在只剩我一个人，更想起茅哥种种的好来。一路上，从车票到宾馆，甚至每顿的饮食，都是茅哥在安排。他住院的时候，我问他想吃点什么，去帮他买，他说，给带瓶大可乐。结果住院的那两天，可乐都是我喝的，后来才知道，那时他根本不想喝可乐，是知道我喜欢喝，才让去买的。
从格尔木去拉萨的列车上，茅哥一路上都在担心我衣服穿的少，于是想着各种半夜下车后如何快速到达宾馆的法子。在拉萨，帮着找到卖大衣的地方。结果我买了军大衣，他自己倒大意了，没买，车过唐古拉，冻着了，咳嗽，急性肺水肿。
一路上从别人那里听说了不少茅哥的故事，1997年，他在青海化隆采访的时候，看到一个贫困学生，成绩很好，但无力上高中，于是捐助了这个孩子，年复一年，一直到孩子上了大学。这个故事，报社一直没有人知道。
报社所知道的，是茅哥多年来频频的向同事收集旧衣服和物品，每一、二个月，他会开着车去100公里外的河北的一个贫困乡，将旧物品给乡亲们带过去。这个贫困乡是茅哥曾采访过的地方，茅哥用自己的相机为乡亲们办了不少实事。那个乡从上到下，没有不知道茅哥的。
很多时候，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身边的普通人身上。
茅哥今年50岁，整天自己跟自己找乐子，偶尔也开开损人的玩笑，下过乡，干过工人，上过学，快40年的时候干起摄影这一行。中年背着重重的摄影包东奔西走，也好管闲事……
茅哥离开格尔木后，还在担心我一个人去拉萨，发来短信“小谢，我的心情不好，我从来没有办过这样的事，要是这个结果，我不如不出来。请你原谅！是我害了你……千万保重。”
他就是这样，总是考虑别人太多。
编后：经北大医院检查，茅哥肺部已无大碍。
（茅硕、谢扬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