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30多年来，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高速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中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可以说，高速的经济发展是以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换来的。现在人们已经隐约地感觉到，这个代价很高。从长远利益来看，生态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损失超过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从子孙后代的利益上来分析，这个损失更大，有的甚至是不可弥补的。英国BBC报道说，中国近来不断发生民众因水污染而患病甚至死亡的事件。先是湖南浏阳某化工厂排放的重金属镉污染水源致人死命，再是内蒙赤峰自来水污染导致数千人患病住院的恶性事件。德国多特蒙德大学的中国水利问题专家王维洛博士就中国水污染的根源、解决关键何在等一系列问题接受了BBC采访时认为，污染事件不断的最终原因还是现行政策和制度出了问题。他首先指出，其实中国在保护水质方面的立法是很严格的，特别是中国卫生部制订的自来水水质标准的相关要求都很高。不过问题就出在卫生部并不负责检查水质，而负责任的部门也不按照卫生部的要求去检查。他说，供水是水务局的事情，因此卫生部是插不进手的；而水利部门对水源水质的检查标准自1980年代以来就逐年下降。王维洛举例说明，不要说是浏阳、赤峰等中小城市水质有问题，就连北京上海这样的直辖市、一级大都市的自来水都问题严重。他还举北京奥运期间的例子说，北京市民天天饮用的自来水当时竟被发现不符合国际游泳池的运动用水标准。水立方当时被要求特别兴建水处理厂对北京的自来水进行生化再处理后才使其达到国际运动比赛用水安全标准。王维洛分析认为，最终解决中国水污染严重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各级领导人真正端正理念，搞清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他说，“从浏阳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正是这些企业毒害了当地的水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和国际专家都纷纷指出，造成中国目前非常严重的空气、水源、土壤污染问题的主要祸源就是近20年来单线追求GDP的激进发展政策。“我们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为了一个GDP，主要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和质量”，王维洛说，“而饮用水的质量是生活质量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不过，哪里是中国生态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哪里的生态环境破坏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最大的威胁？有专家认为：中国生态环境破坏最严重、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最大的威胁的地区是长江和黄河的江源地区，同时这里也是澜沧江和怒江的源头地区。长江和黄河是中国最重要的河流，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被尊称为母亲河。澜沧江和怒江是国际河流，它的下游河段称湄公河与萨尔温江，流经缅老泰柬越等国。这四条河都发源于西藏高原的中心部位，它是中国的水塔，也是东南亚和南亚的水塔。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可以简要地归纳为：冰川退缩、森林萎缩、沼泽、湿地大面积干涸，水位下降、河源退缩、草原退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荒漠化扩大、物种消失、生物多样性遭受威胁、虫鼠危害严重，自然灾害频繁等等。举一个例子：长江源头有座碑，上面是江泽民在2000年的题字。立碑时；那里还是水草丰满，是块风水宝地。可是数年之后，这座碑的周围就没有了水，也没有了草，而是变了一片荒漠。西藏民间有个说法：“投生于荒漠之地的人，比不上投生水草丰盛之地的动物幸福。”那么竖立在荒漠中的题碑，面对漫天飞卷的风沙，也是悲哀的。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破坏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水塔水量的减少。根据全国人大资源委员会黄河考察团提供的资料，近二十年来，黄河源头地区和青海省境内的黄河入水量逐年减少，流出青海省境的黄河水量比过去减少23.2%。而河源地区的水量的减少，是黄河断流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造成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应该说，是人祸。人类的贪婪，破坏了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玛多县是黄河源头第一县，这里曾经有过世界上最好的草地，草地面积曾占全县面积的64.7%。当时养一头羊只需要5亩草地。如今退化的草地占总面积的63.7%。就是说所有草地几乎全部成了退化草地和沙化地。退化草地的质量是1000亩草地养一头羊。造成草地退化的原因是采金、挖中药材等。当然不能忽视的是汉人的定居、草场承包政策。过去，少数民族过著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暖来寒去，有利于草地生态环境的生息保护。但是汉人习惯定居，认为游牧不利于管理，硬把所谓土地承包的成功经营强加给当地居民，迫使他们定居放牧，在一定的草地面积上达到牧业生产量的最大化。最终结果是草地退化，沙漠化面积扩大，定居的居民再次强迫被搬迁。解放初，青海省的沙化土地面积仅7995万亩，现在沙化面积2.5亿亩，而且沙化面积扩大速度持续不减。对于解决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的一些专家提出了不少建议，比如建立三江源保护区、迁移保护区的居民，增加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等等，但是执行十几年来，资金投入不少，但是效果一直不佳。专家以为，解决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前提条件是：扩大江源保护区的范围，把江源地区作为一个生态环境系统来对待。目前，中国政府只是把三江源保护区框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即把三江源保护区框定在青海省的玉树、果洛、海南、黄南四个藏族自治州的14个县和格尔木市的唐古拉乡，总面积仅为15.23万平方公里。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面积按流域分为：黄河源区面积4.05万平方公里（26.6%）；长江源区面积9.4万平方公里（61.7%）；澜沧江源区面积1.78万平方公里（11.7%）。但是从自然生态系统来分析，仅仅黄河源面积就起码有15万平方公里，长江河源面积就更大一点。扩大江源保护区，把江源保护区作为一个自然生态系统来对待，从更加长远的目标出发，制定更高的保护目标，执行更加有效的保护措施，保护中国的水塔，保护子孙后代的福祉。不过，仅仅扩大江源保护区，也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中国的落后体制不变，扩大江源保护区对于保护国家公共资源特别是国民身心健康，也无异缘木求鱼。比如，从今年4月开始，牵扯到吉林康奈尔和吉林化纤两家公司，以及民众、企业与政府三方的大规模“气体中毒”事件，至今尘埃并未落定，真相似乎还没有大白。外人也不知道该信谁的，民众、企业或政府。《纽约时报》近日就此事件刊登驻中国记者安德鲁雅各布从吉林发出的一篇报道。该报道说，今年春天，在位于吉林市的吉林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一开始生产后，当地医院就开始有感到不舒服的工人来看病了。这些工人不是康乃尔公司的，而是来自处于离康奈尔公司100码远的下风区一家腈纶化纤厂。有时候，医院里忙的不可开交，来的病人多，甚至多到只能两个病人躺一张床。明摆着，这应当是一次化学污染事故，可官员们说不是，中国卫生部门的官员们称，这只是一次小群体的心理疾病爆发，就是所谓的集体心因性疾病“集体癔症”。政府方面发布报告称，视觉模糊、肌肉痉挛以及头痛，都是一种处于对化学泄露的恐惧引起的普通心理反应；北京的公共医学专家也认为“主要与心因性因素有关”，建议躺在病床上的工人们“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但官方的诊断并没有使吉林的人们的紧张情绪得到缓解，当地居民说，说成“集体癔症”，只是企图掩盖官员的渎职而已。《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指出，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但是放松了污染控制，结果导致环境日益恶化，许多人长期都生活在受污染的空气和用水环境中。马来西亚双德科技大学的社会学家、《暴发！社会极端行为百科全书》的作者之一罗伯特E巴索罗曼认为，中国政府处理此事的方式，比如阻止新闻媒体的报道，可能是给过激行为火上浇油了。“解决心理疾病的最好途径是公开说出来，它可以驱散疑虑，”如果这确实是一次集体癔症事件，那么它将会成为有记录以来的史上最大一次工作场所心理疾病。《纽约时报》还指出，这已经不是发生在吉林的第一起苯胺事故。2005年时，在另一座工厂的爆炸后所释放出的挥发性物质曾经导致了8人死亡和上百吨剧毒苯和硝基苯流入松花江，影响了下游几百万人的饮水安全。《纽约时报》的报道还说，那些继续坚持认为他们已经中毒的人使得地方官员大为头痛。康奈尔公司有关主管说，他们都急切希望能够迅速让这个插曲成为过去。虽然产权是私有的，但该工厂有一个复杂的企业结构，其中包括来自香港的投资者和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在苯胺厂和周边的晴纶化纤厂又是互相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关系。《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在结尾写道，康奈尔公司的核心人物是董事长宋治平，她也是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的代表。6月16日，浙江省前环保局局长戴备军案由浙江省纪委移送检察机关，正式进入司法程序。新华社通稿称，戴备军在担任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浙江省环境保护局局长等职务期间，犯有滥用职权，为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钱物等严重违反党纪、政纪的错误。浙江省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戴备军开除党籍处分和行政开除处分；对其触犯刑律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消息源指出，戴备军的情妇张琰控制了一家名为浙江弘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IT公司，借助戴备军的力量及由其纠结的关系网，几乎垄断了浙江“环保系统信息化工程”3年的订单。除此外，该公司在浙江省环保及多个领域的信息建设工程项目中多有涉足。资料显示，浙江弘申曾名列“2008浙商最具投资价值企业榜单”的榜首，其2007年销售收入达8562万元，利润增长率达到惊人的711%。自从2008年以来，浙江杭州、湖州、宁波、温州、台州等多个地区查出环保窝案，杭州更是爆出建国以来最大的环保系统腐败案，涉案人员多达90余名。但浙江省环保厅人士居然还说，这不会影响到该系统的环保工作推进，浙江环保系统要努力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的多赢。而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是，在过去几年中，随着政府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环保部门这个曾经的“冷衙门”开始变得炙手可热，尤其是“环保一票否决”和“环评准入”等制度成为显性条件后，环保系统的“关卡”效应开始显现出来。但这个系统至今仍然没有实现垂直管理，地方环保局的人事权和财政权仍然归地方政府管理，这就使得地方环保“一把手”变成地方政经活动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一方面他们沿袭着国家政策对环保领域的倾斜力度，另一方面还享受着本土一些“土政策”带来的权力空间，因此权力寻租更为优裕。虽然纪检和检察部门一直对此空间持有高度警惕，但机制上的反应往往只能体现在事后追究上。由此可以看出，也许吉林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引发的所谓集体心因性疾病“集体癔症”，用在整个中国的现行机制上，更加适当。不同的是，康乃尔引发的所谓“集体癔症”，是老百姓担心自己有病；而中国当权阶级对政治体制的问题，却是异口同声地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根本没病。但在环保上，当权者的“集体癔症”，损害的却不仅仅是当代人，将是整个民族的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推荐阅读（请点击下列标题）：1）汪洋该对“答境外主流媒体记者问”做必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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